从诞生开始，儒学就不单单是形而上的哲学，也是经世致用的日用之学。不过，从两千年前的孔子时代，到两千年后的二十一世纪，世界发生了太多变化，儒学是否能“俟诸万世而不惑”？或者，另外一种说法是，儒学如何在二十一世纪重新进入公共领域，重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日前举行的儒学刊物《原道》二十周年座谈会上，诸多学者纵论儒学在当下社会意义。

儒学生命力在经世致用

    我一直认为儒学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它的生命力应该是经世致用，我是做宋代儒学研究的，我认为宋代儒学很有生命力的原因，就在于它关切两个事情，一个关切世道、一个关切人心，一个是要解决人心的问题、一个是要解决社会秩序等一系列的政治、社会问题。宋明儒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发生成东亚儒教文明，我认为也是在这两个方面极大的突破。

    今天，要复兴儒学，儒学一定不仅仅是一个只在学校、在课堂上、在书本里学习的时期，而是要和当下社会密切相关，当今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儒学要获得生命力，就必须要在这个变化中体现出它的道德价值。

    现在儒学日渐受到重视，那么作为儒家本身，究竟应该如何回应这个世界？这看似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但实际上，两千年来，儒学都在面对着这样的问题和选择？是“使道行”还是“使道尊”。

    在传统时代，两种情况其实一直同时存在，一方面，直接和帝王、和现实打交道，通过和政治的合作来完成行道的庙堂儒学，两千多年都有。但是，这种目标完成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道德审判的过程。另外一方面，还有很多的儒者保持儒的独立性，独立地研究儒学，这也有两千多年的传统，就是坚守道德尊严。

    从正面意义上来讲，我认为两者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换句话来说，儒者如果不和政治系统合作，就是为了保持你的纯正性、保持价值体系的完整性，但结果就是永远变成儒者相互谈论的一个伟大的理想，变成一个学术派别，而这个并不是儒者本身作为他安身立命的完整的价值体系。儒包含道和制，没有那些参与到现实之中，去建立一个合乎儒家理想的社会，儒学就一事无成。同样地，山林儒学在保持道的尊贵性、独立性上的功劳，同样值得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今天，儒学要保持强大的生命力，本身应该像历史上一样，有两套系统，一方面儒者的思想和现实、社会产生更多联系，为现实社会服务；另一方面也需要有一批儒者过冷清的生活，去做学术的研究。

朱汉民(岳麓书院院长)

儒家是时代的引路人

    儒家在当下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现在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受西方影响，都不会用中国传统的模式来思考问题了，我认为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儒家在这样的趋势中，如何把握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起码我自己认为，我要理直气壮地站在一个儒者的立场上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在思考方式上必须把西方式的思考方式中国化，归于道统，就是我们如何去定位自身、如何思考，就是这个时代的行道之道，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具体来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可能需要做三件事情。一是要推明“治道”。最根本还是要回到经学。二是要创制立法，起码要在知识上创制立法。就是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儒家社会治理秩序，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进行一个创造性的思考，就像当初的汉儒、宋儒一样。第三点，我们自己要去行道。一个儒生当然有很广阔的领域可以去行道，比如办书院从事教育，甚至从事社区治理的尝试。但是，对于一个儒家来说，最根本行道的渠道是政治。所以，儒家是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中，你要制君行道，又要以道导君，就不能不去与政治发生某种关系。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对道要有一个自信。

    不同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在权力的对面，我想，可能儒家最基本的一个立场是，叫“不拒绝权力，也不恐惧、警惕权力，而是引导权力、改造权力”。但是，究竟在这样一个时代怎么做？也许去看历史、去看大儒的做法，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归根到底一句话，还是学问至关重要，这个学问不仅为国家找道，还要为儒者找道。我们都是要通过知识上的努力，同时来寻找这两个道。

秋风（弘道书院院长）

儒者应该谦卑

    儒学在公共领域需要做的几个重要课题，第一个就是站在儒家文明的高度上重新刻画中国历史，包括古代史和近代史。比如说，近现代史叙事过去基本上一种是左翼的、一种是右翼的。他们迅速失落，都是因为以政治哲学的立场来看问题。能不能站在儒教文明这样一个高度上，对现代史做出一些褒贬，或者说价值评判？如果有这样的叙事，这个改变是非常大的。现在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去面临着按照自己的立场去重新叙述中国现代史，我觉得应该以儒家的立场去构想一个现代中国，这个做出来以后，一个真正的、跨时代的改变才能启动。

    第二个是重新看待儒学和哲学的关系，我们过去传统的哲学系做的，用哲学的方法去阐述儒教的精神，有学者认为这样研究儒学不合适，我想，一个更好更高的看法是，哲学有哲学的用处，应该对哲学的思路给予一个充分肯定，用哲学的方法去阐发儒学精神，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最后，要在门外看儒学呢，还是要在门内看儒学？老徘徊在儒门之外不行，你得进来啊。但是，进来有进来的麻烦，徘徊有徘徊的好处。所谓的“进来者”一般都会谈担当，过去都喜欢讲“为天地立心”，我现在对这样的讲法越来越反感。为什么反感呢？实际上，我们在担当的同时一定要谦卑，现在更多缺的是谦卑。历史非常复杂，经典非常深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谦卑的姿态，才能达到一个综合的理解。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事实上，宋明理学认为圣人可以把握天理，这样一个思路本身是有一点问题的，特别是后来出现的阳明后学，今天领会了一下，那明天就是尧舜了？最后的结果是“尧舜满街走，圣贤不如狗”。就变成了以人的欲望的虚妄代替良知，认为是良知现成，实际都是一些很龌龊的人欲而已。所以，我觉得现在儒学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担当，而是不够谦卑。原来认为是天理天道，现在全部放在人身上，放在人这样一个自然、欲望的禀性上，缺乏对终极者、神圣者的敬畏。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是我们当下自认要担当儒学的人应该思考的。

唐文明（清华大学教授）

儒者是一种文化的趋向

    什么是儒者？儒者与儒者之间的差别可能非常大，但总体上是一种文化气质在当代社会生活下的人格类型。我觉得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去把握，首先儒者相对于现代化背景下其他文化的人格，表现为这样一种意识倾向，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解决方式，就是反躬自省。第二，儒者有一种比较自觉的规范意识。第三，反求诸己和规范意识是相反的，一个是向内的，另一种是向外的尊重现实。二者之间有一种适度的意识，保证前面两个侧面的统一，我觉得从总体文化气质上来说，儒者区别于其他文化人格。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当然， 具体到个人身上，是非常富于弹性的，针对不同的个体和特点，他对规则的要求也是有很大区别的。齐白石92岁时候想续弦，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44岁的，他说太老，然后给他引荐了一个22岁的，说这个怎么样？他说这个可以。92岁非要想着娶一个22岁的女孩，如果是别人，大家的观感可能很难接受，但是换到齐白石身上，大家也没有因此觉得他老不正经。这和他外在事业、内在精神达到的高度有关。大家觉得这个老头挺可爱的，92岁了还有这样一个内在的生机盎然。所以，同样是儒者，反求诸己与外在生活的对抗在什么程度下可以被接受，不同的人很难给出一个绝对的标准。

    当然儒者不单纯是一个褒义的概念，实际上是文化的一种趋向。就像刚才说的，自由主义者的道德海拔是很高的，我觉得其实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等，这不是一个道德上的概念。儒者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它不单是一个褒义或者贬义的概念，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自我认同和一个信仰选择。

韩德民（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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