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新儒学是一个学者数量众多，思想成份比较复杂的思潮。中国新儒学思潮的主流倾向在2014年已经显现，这就是由学术殿堂走向民间社会，由理论言说转化为行为实践，由少数知识分子研究对象转化为大众的生活向导，开启了儒学大众化、草根化、生活化、实践化的大幕。

　　新儒家

　　2014年是孔子诞辰2565周年，也是中国孔子基金会创会30周年、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20周年。从北京到山东，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儒学联合会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性活动，尤其是9月24日，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并发表重要讲话，这对儒学研究与创新性发展无疑是一种助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讲话，强调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得儒家学者深受鼓舞，大陆新儒家思潮空前活跃。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成为热点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当代儒学研究的一个前沿和热点课题。一些新儒家激进派学者主张“立儒教为国教”，以儒学替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但大部分儒家学者并不反对主流意识形态，其中不乏主张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合则两利，离则两伤”者。杜维明、汤一介等儒学大家，多年来主张儒学同马克思主义对话，力图在这两个伟大的人类思想成果之间找到相融相通之处。2014年，在习近平总书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要讲话激励下，儒家学者积极参与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和讨论，认为儒学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涉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某种程度上与儒家核心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儒学也应与时俱进，应促进儒学在当代社会创新发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中、在民族精神的塑造中发挥正面作用。

　　民间儒学迅速发展

　　民间儒学的形式包括国学班、国学夏令营、民间书院、现代私塾、电视讲堂等，还包括各种儒家小学启蒙读物的出版。许多儒家学者也参与到民间儒学、大众儒学的实践中来，探索以儒学来规范百姓日常行为，提升道德水平，促进人际和谐。有的地方政府将儒学等传统文化资源应用于地方治理，不少企业家也着眼于用儒家文化来管理企业。虽然其间难免鱼龙混杂，但是不可否认这些努力对风俗敦化有着潜移默化之功。

　　世界文化多样性与文明对话

　　在国际方面，面对美国等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或“文化殖民”，中国、法国等国家倡导文化多样性与文明对话，得到众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响应。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儒家倡导的“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理念，必将为缓解文明冲突、促进文化间交流对话、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摘要】新儒学是一个学者数量众多，思想成份比较复杂的思潮。中国新儒学思潮的主流倾向在2014年已经显现，这就是由学术殿堂走向民间社会，由理论言说转化为行为实践，由少数知识分子研究对象转化为大众的生活向导，开启了儒学大众化、草根化、生活化、实践化的大幕。

　　【关键词】儒学 民间儒学 实践儒学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在官、学、民、企等多层面、全方面呼应下，新儒学思潮在中国显得异常活跃。就目前学术界情况看，中国大陆的新儒学是一个边界比较模糊的概念，人们一般将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学文化抱有同情、敬意的了解，力图使传统儒家思想适应于现代社会需要的思潮都称之为新儒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陆新儒学是一个学者数量众多，思想成份比较复杂的思潮。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大陆新儒学思潮的主流倾向在2014年已经显现，这就是由学术殿堂走向民间社会，由庙堂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大众儒学、实践儒学。

　　儒家学者自觉担当起引领民间儒学发展的使命

　　传统儒学亦称儒教，而儒教是士大夫之教，农夫野老只能观望于孔庙的门墙之外。“五四”以后，儒学的政治优渥已经不复存在，孔庙的神圣与庄严也不复存在，而儒学被打落到学术研究机构或高等院校的学术殿堂，成为学者们考证源流、辨章学术的对象，普通大众也是无法参与到儒学研究活动本身的。现代新儒家们除梁漱溟之外，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及其后学，将主要精力用于思想体系尤其是哲学体系创建，或对儒家义理现代性的发挥。现代新儒学体系越来越精密，理论越来越系统化，学说越来越玄远，同时也越来越远离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一种学说不再过问百姓疾苦忧乐的时候，百姓也就不再关心这一学说了。传统儒学是以政治的优越感拒民众于千里之外，而现代新儒学可谓是以学术的优越感拒百姓于千里之外。有鉴于此，当代中国大陆儒学研究者或爱好者，努力从事着儒学民间化、大众化、草根化、实践化的努力，让儒学回归百姓日用之道的本质。

　　近年来，北京、山东、河北、山西、湖北、四川、江苏、贵州等地学者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不约而同地关注民间儒学的发展。他们或从事民间儒学的理论论证，或为民间儒学发展到处呼吁、演讲，或亲身实践，走入百姓生活，宣讲儒学。这些学者大都是多年从事儒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有着相当高的学术地位。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每个人所思所想不一定完全相同，但他们有着共同的诉求：第一，儒学应当从政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能对儒学作过度的政治解读与联想，让儒学真正回归人伦日用之道的本质；第二，儒学应当从高等院校、人文科研机构等学术殿堂里走出来，面对现实，回应百姓文化与道德重建的诉求，让儒学真正成为百姓生活的智慧学，成为大众生活的向导。

　　书院、孔学堂、孔子学堂建设蓬勃发展，成为民间儒学发展重要活动平台

　　书院自隋唐出现以来，历宋元明清，一直是儒家的道场，是儒家人物学术研究、思想传播、礼敬孔子及其他先贤、收藏典籍的重要场所，也是传统儒生的公共精神空间。晚清末年，全国各地纷纷改书院为学堂，书院“功力”尽废，到20世纪末，晚清数以千计的书院已经不复存在，即使残存的书院也已经不具备原来的功能，大都成为旅游景点的点缀，鲜有发挥教学功能者。

　　进入21世纪，随着国学热的到来，传播、讲习、研究传统文化的书院在中国大陆如雨后春笋，广泛兴建。这些书院有的是企业办的，有的是高校办的，有的是学者办的，还有是政府办的，甚至有的是佛教寺院办的，还有的是传统书院的延续，等等。这一切说明，21世纪书院一出现就展现了投资多元、文化追求多元的格局。

　　在这些书院中，贵州孔学堂、山东尼山圣源书院、山东尼山书院、福建筼筜书院、湖南岳麓书院、大连白云书院等，在2014年的表现尤其受人关注。贵州孔学堂采取民助官办的模式，设有孔学堂大讲堂，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儒家学者前往授课，设有孔学堂书局和孔学堂杂志，举办各种各样传统文化展示活动。每年一度的孔学堂庙会竟然可以吸引14万人前来参与，展现了孔学堂空前的魅力。2014年，山东省力推图书馆加尼山书院模式，利用全省各地市县的公共图馆，附加其书院功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山东尼山圣源书院建立6年来，在《论语》教学、国学师资培训、儒学下乡、国际儒学交流等方面，成就显著，是目前最富有活力的书院之一。福建筼筜书院借助雄厚的财力支撑，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方面，功莫大焉……这些书院不仅是儒学民间化、大众化、草根化、生活化的践行者，而且对于推动儒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学者们侧身乡村、社区，宣讲儒学，是民间儒学进入实践的开始

　　儒者一向主张，“一语不能践，万卷徒虚空”，强调知行合一。长期以来，儒学被锁进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深宫里，与大众无涉，与民众的生活不相关，造成研究者与民众现实生活的严重脱节。当代儒家学者正在探索如何将学者们尤其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向民众转化、向现实转化的问题。相当多的学者放下教授、专家的架子，走向社会，走进社区、乡村、企业、机关乃至中、小学校，来到普普通通的百姓面前，既倾听百姓的声音，也向百姓传授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百姓交流、对话、互动。一方面他们以现实生活检验自己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以现实生活升华自己的理论研究。

　　其中位于山东省泗水县、孔子出生地尼山脚下的尼山圣源书院的学者们做得尤为突出。该书院创设之日起，就坚持“以儒家的精神，做儒家的事业”，形成了扎根泗水乡土，服务山东儒学事业，面向全球的战略构想，以北京、山东的学者为主体，在乡村和泗水县城开展儒学大讲堂，深得乡民及当地干部与群众的欢迎。在尼山圣源书院的带动下，“乡村儒学”现象在山东初步形成小气候，在改善社会风气，和睦邻里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孝治村”、“以儒治企”等文化热潮，是儒学由学术殿堂走向民间的具体落实

　　儒学在传统中国虽然是士教，但通过《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童蒙读物以及乡绅的道德示范，儒学已转化为百姓日常行为规范乃至生活方式，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罢了。近代以来，经过百余年对传统的批判尤其是经过“文革”对传统的破坏，孔子、儒学在社会底层也备受摧残，在基层社会有断裂之虞。事实上，儒学只有成为百姓日常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才能谈得上真正复活。

　　21世纪，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在居家养老仍然是社会养老主体的情况下，社会各界对孝道回归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中华孝心示范村、以孝治村在中国大地迅速出现。“以孝治乡”甚至“以孝治市”，打造“儒风孝道之乡”、“孝义之乡”等，已经不再是仅仅贴在墙上的标语，也不是某些领导的政绩工程，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儒学在乡村的实践是从孝道开始的，孝道最贴近人性，可以引起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人们的共鸣，由孝之一德延伸出去，忠、信、礼、让等自然跟进来，从而达到家庭和睦、邻里互助的局面，形成尊老爱幼的良好社会风尚。当然，孝道不仅仅适应于乡村，同样适应于城市。在海南、广西、山东等地，将孝道亲情教育引入监狱管理，唤起犯罪人员的道德良知，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中国商界，从南方到北方，“以儒治企”、“以德兴企”、“以孝立企”、“忠孝治企”等，并不是个别企业家的一时冲动，而是在探索合乎中国国情、更具有人文关怀的中国式管理之道。有的企业建有“孔子堂”；深圳有家企业建立了自己的书院，总裁每周带着高层管理团队学习《论语》；山西运城市有家企业将“四书”作治企宝典，等等，不一而足。儒学由学术殿堂走向民间社会，由少数人文学者、知识分子研究的对象转化为大众的生活规范和人生向导，这是儒学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近期新儒学思潮的主调。

　　2014年新儒学之新，在于由学术殿堂走向民间，由理论言说转化为行为实践，由少数知识分子研究对象转化为大众的生活向导，开启了儒学大众化、草根化、生活化、实践化的大幕。这一过程肯定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会遭遇挫折，但既然儒学民间化的过程已经开启，一定会“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新儒学思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向儒家学问的本质回归，向现实生活回归，向大众道德诉求回归，是儒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崛起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