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论点摘编刊载于《光明日报》2024年06月24日14版，全文刊载于《安徽史学》2024年第2期第135-146页，文中注释及参考文献等从略

论点摘编

常建华在《明代江西宗族祠祭祖先的扩展》（《安徽史学》2024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明代宗族祠祭祖先盛于江西，且有一个扩展过程。明前期祠祭祖先的事例集中于吉安府，家祠、宗祠均有。家祠也见于南昌府丰城县、饶州府浮梁县，宗祠则有抚州府的事例。明中期吉安府士大夫热衷于讨论祠祭祖先的制度、古礼与现实，南昌府、抚州府也有祠祭祖先的事例。明后期士大夫有关始祖、龛位的讨论在加强，一般认同于程颐祭祀始祖的主张，民间将祠祭祖先理解为士庶通行之制，宗祠在民间普及迅速。吉安府祠祭祖先事例丰富，此外还有广昌府的著名个案以及南安府、饶州府、抚州府、南昌府的事例。明代江西著名士大夫杨士奇、王直、罗伦、罗钦顺、罗洪先等人，对祠祭祖先问题均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对此值得进一步深化研究。

全文如下

摘要

明代宗族祠祭祖先盛于江西，且有一个扩展过程。明前期祠祭祖先的事例集中于吉安府，家祠、宗祠均有。家祠也见于南昌府丰城县、饶州府浮梁县，宗祠则有抚州府的事例。明中期吉安府士大夫热衷于讨论祠祭祖先的制度、古礼与现实，南昌府、抚州府也有祠祭祖先的事例。明后期士大夫有关始祖、龛位的讨论在加强，一般认同于程颐祭祀始祖的主张，民间将祠祭祖先理解为士庶通行之制，宗祠在民间普及迅速。吉安府祠祭祖先事例丰富，此外还有广昌府的著名个案以及南安府、饶州府、抚州府、南昌府的事例。明代江西著名士大夫杨士奇、王直、罗伦、罗钦顺、罗洪先等人，对祠祭祖先问题均提出自己的看法。

明代江西民众多聚族而居，是宗族较为强盛之省，祠堂祭祀祖先得到发展，尤以吉安府为最。笔者曾就此问题有所讨论，兹欲就江西全省宗族祠祭祖先的扩展问题继续探讨，从而对明代江西宗族的形态有所把握。明代江西人的祖先祭祀，一般在家中或墓地举行，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分别建于居室之东的家祠或建于墓所的祠堂祭祖兴盛，我们就此做时空方面的考察，即关注祠祭祖先在明前期、明中期（成化开始）、明后期（嘉靖开始）三个阶段的变化，特别重视不同府州的祠祭祖先状况。本文主要以明人文集中的祠堂记文及其谱序等资料为基础，在考察明代江西祠祭祖先时间上伸展和区域上扩大的基础上，也关注祠祭祖先内涵和外延的扩展，特别是民间宗祠的发展。

一、 明前期江西祖先祭祀的家祠与宗祠

明人追求通过修谱与祠祭表达祖先崇拜和宗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宗族修谱、建祠兼具的意义，有深刻认识。江西泰和县人梁潜谈到谱牒、祠堂的功能：“后世宗法之废而以谓统其宗者，有在于谱牒焉。祭法之失而以谓合其族者，有在于祠祀焉。盖虽不逮乎古而犹近乎古也，舍是不务，其涣散分析、迷其本源而不知者，可胜慨哉！”指出谱牒统宗、祠祀合族的作用，由于是为祠堂写记文，这里更强调祠祀合族的意义。

江西吉水县人周叙对明初祠祭祖先问题有过概括性认识。他说：“近代子朱子定为祠堂之制，士大夫之家得通祀高曾祖考四世之亲，于是孝子顺孙之情始达，凡有力者皆得为之，而人不以为非。江南巨宗旧族尤多，而人不以为僭，盖通祀四世之亲者，以礼以恩也。其间或推本始迁之祖，旁及继承之显者，以情以义也。惟不越乎情、昧乎义，而后礼之大节可得焉，此君子所以慎而不敢忽也。”可见朱熹《家礼》祠堂之制影响巨大，通祀四代祖先且建于居室之左是祠堂的一般情形，我们将之视为家祠；甚或祭祀始迁之祖，旁及先祖，则是合族为目的的宗祠，文献中多称之为“先祠”，有的则远离居室，在墓地、祖先故居建祠。我们依据上述大致的分类，分别介绍家祠与宗祠。

（一）家祠

上述对于祠祭祖先有深入思考的梁潜、周叙都是吉安府人，这不是偶然，明初有关祠祭祖先的事例主要见于位于赣中吉泰盆地的吉安府，这里的百姓聚族而居，多有士大夫。明代吉安府辖有庐陵、泰和、吉水、永丰、安福、龙泉、万安、永新、永宁九县。庐陵礼庭萧氏等大族居住在山清水秀的村落，泰和人周是修《永庆堂记》说：“庐陵西南五十里，禾川之水汇而为梁潭，潭之浒为白沙翠竹。江村左控石头之高山，右挟阳台之秀岭，鸬鹚之矶，金牛之渡，连络乎上下，中则平原膏土，嘉树清流，名门右姓侈然而居者，棋布星列，若礼庭萧氏其尤也。萧氏自宋元以来，世积醇德，至礼庭而益大。”明初该族建永庆堂，“若夫堂制之高广，轩楹之华朴，图书琴瑟之新古，奉祠祀、教子弟、待宾亲，礼仪之丰备，心志之祗勤，朋寿繁祉之充溢于堂中者，是皆俟夫郡邑之达人文士，登斯堂而历咏之，以垂于不朽，予不及纪也。”可见，该祠功能多样化，“奉祠祀”只是功能之一。

杨士奇，泰和人，所作《杨氏祠堂复建记》体现了其祖先崇拜观念与修祠主张，他说：“吾高祖以前居邑东清溪之上，暨曾祖始徙学宫之北，居与祠并作焉。”先庐居之右故有祠堂，悉毁于元季之兵。明宣德八年该祠复建，“祠成，祀四代，岁时行事，悉遵朱氏礼。”杨士奇寄希望于祠祭：“承先之道，仁与义其要也，学以明之，诚以行之。而持不息之功，若是者岂惟无忝祭，将受福焉。盖明德者格神之道也，父子祖孙本同一气，幽明相通，不相违也，惠之则神歆而福降，悖之则否，而皆阴鉴潜察于平居日用之际矣，匪直奠荐灌献之顷也。凡后之有事于斯堂者，不俛思而笃行可乎？故书所以复建祠堂之故，而又书所以感格神明之道，以示吾后人。”相信仁义传家，祭祖可以受福，建祠是“感格神明之道”。

刘球，安福人，与杨士奇同馆阁数年，请士奇为其族祠堂作记：“自先大考新斋府君始繇汤村徙邑忠孝里之葛洲，先考文园府君即葛洲创作祠堂，而成于球之叔及球兄弟，祠祀四代，其制度礼仪悉遵朱子所定。而祠仍茨溪名者，表所自也。宗子琮主之，求祠记，琮之志也。”士奇的祠记梳理了历代祭祖礼制，言简意赅，其主旨是：

余惟古者，国君下至命士皆有庙，孔子教孝曰：“为之宗庙，以鬼享之。”凡古君子，营室必先宗庙。自秦坏先王典礼而庙废，汉世公卿或作祠于墓，晋以后稍复庙制，至唐公卿皆作家庙，不作者有讥。及五季庙复废，宋庆历初诏文武之臣立家庙，时作者甚鲜，盖士大夫溺于习俗，安于简陋。朱子以庙非赐不得立，遂定祠堂之制，于是重水木源本之念者，皆得伸其追远报本之诚矣。然世遵用之者犹鲜，盖非惇仁尚礼之君子不能也。

茨溪刘氏服诗书，秉礼义，数百年而代有闻人，此祠堂所以作欤。孝者六行之首也，达之于事君、于泽民，皆自兹始。将刘氏之贤有闻其可量乎？吾于祠堂之作卜之矣。凡世老释之宫有作，率得名公巨人为之记述，夸诩祠堂者，知礼复古之为，其系于人心世道非细故也，其可无记？故敬为之记。祠经始于宣德二年十二月，成于明年七月，记作于正统三年十月云。

即认为朱熹的祠堂之制突破传统庙制，然而尝试者少，茨溪刘氏代有闻人，值得修建祠堂，于事君泽民有益，寺观都有记文，祠堂更不可无。事实上，刘球家族的祠堂礼制是因时制宜，与《家礼》并未完全吻合。他曾写信向杨士奇请教有关礼制，说自家祠堂“若祠堂中大小礼节则惟朱子《家礼》是准，其间亦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势固不能必其皆合，又不可不就有道而正之。”于是列出刘氏祠堂所行礼仪与《家礼》不合的五个问题：

盖《家礼》缘古道尚右，故次高曾祖祢神位皆自右而达左。今世以中为尚，以左为尊，故祠堂神位之列皆尚中而尊左，其不合者一也。《家礼》祭始祖于冬，祭先祖于春，祭祢于秋，已谓冬至之祭似僭矣。况今国家无此三祭，而居下者有之，非礼也，因皆罢之，而所致者惟时祭焉，其不合者二也。《家礼》时祭皆于先月下旬，卜用祭月三旬吉日。今国家时享定于孟月朔，故四时有事于祠堂，亦欲用仲月朔以省卜日之繁，其不合者三也。凡祠堂所祀之主，惟忌日焚黄等祭，群主所不当与，则独迁本主祭于正寝。若四时群主皆与之，祭则不迁，止于祠堂行事，《家礼》则凡祭皆迁主于寝，其不合者四也。在昔旧祠通一族共之，今远不能宗，惟自一世而下至五大房，始开之祖及其后有德望爵位显闻于人、有光于族者，各以昭穆合为一图，藏之祠堂，岁正月初，约宗族展而祭之，上以存旧规，下以亲族属，而《家礼》未有是祭，其不合者五也。

概言之，即祠堂神位序列不合，祭祖名目不合，祭祖时间不合，祭祖地点不合，始祖、名祖之祭不合。我们不知杨士奇如何答复，也不知刘氏宗族如何改进，但通过上述记载，仍可了解到民间存在着对于《家礼》祠堂制度的改进。对于刘球来说，他是礼部官员，本族祠堂符合礼制更为重要，其“在昔旧祠通一族共之，今远不能宗”，说明旧祠是合族祠堂，而现在要加以约束，将始祖之祭改为绘图元旦展祭。我们还可以从刘球其他文章中看到其族祠祭礼仪：“盖紫阳朱子因时宜参酌以古制，约为贵贱通行之礼，诚后世所当讲也。今二百余年，士大夫之家能知而好之者鲜，能好而行之者尤鲜。余士服时常举斯礼于家矣，然位次不能不狃于时之尚中，衣冠器物不能不因仍于时之所服用，享祀之期、仪文度数之设施不能不趋于时之便，视朱子《家礼》犹未悉合焉。”这一记载证实刘氏宗族祠祭礼仪与《家礼》不尽相合。不仅如此，刘球给叔父的信中讨论到族中缺乏合适人物主持祠堂的问题，“复汤村祠堂虽甚佳，但彼中诸族无有力人能主其事者，恐志大无成，徒为人笑，必有人能主之乃可。不然莫若求数十亩田于杨梅，因故址新本亭，为岁时会族省祭之所，甚便且易，急与长兄诸弟族人商确，以必其成。”可见有效管理祠堂的难度。

刘球也为其他人写祠堂记。安福棠溪王氏先祠系族人广西柳城县丞王斐所作，祀其曾祖、祖、父，祔以伯叔父，曾祖始居棠溪，祠堂四楹，规制、礼仪大率皆以朱氏《家礼》为准。刘球就此发表看法：“至紫阳朱子述《家礼》，首定祠堂之制，为上下通行之则，有先王教民报本之遗意焉。皇朝崇礼以化天下，朱氏之礼遂盛行，由是大夫士家稍克有祠，为奉先之所。”认为朱子《家礼》祠堂之制可上下通行，明初士大夫以祠奉先。王斐建祠能推是礼以敬事其先，可谓得报本之道。吉水李氏求正兄弟作小宗祠于所居之旁者，祠之巨细毕备，谒告荐享、登降拜俯之节仪，皆遵式古制尊祖之意。刘球就此评论说：“祠堂者秩礼之地，世德之所由，昭敬其先，以开其后，为道莫良于此。不有祠堂以示敬，而欲子孙悉绍先美，盖亦难矣。朱氏《礼》曰：‘君子将营居室，先立祠堂。’莫非此意，而世之巨室往往忽而不为。求正兄弟能力为之，可谓得敬先开后之道矣。”南昌府丰城县甘孟进建祠堂于其庐之东，所制惟《家礼》是准。刘球认为其好古，能行人所未行之事，可惜自己未能考察该祠，“观其位次之定，询其衣冠器物之用，考其春秋行事之节，果皆遵《家礼》，不依拘乎时否欤？然意其次昭穆以尚中，竭乎报本之虔，必本之《家礼》，亦无异乎余家所施也。况其子瑛与余同主事礼部，又同有志于述旧典，以尊祀乎先，不宜无词乎？缙绅记述之末，特为侑享嘏福诗五章，使其奠爵受胙之际，得有所诵焉。”甘氏祠堂神主牌位摆放顺序以中间为上，即尚中，与刘球家族祠堂相同，认为其报本之心虔诚，不仅为之撰写祠记，而且还作诗五章，以供祭祖时吟诵，足可见其对于祠祭祖先问题的热衷。

王直，字行俭，泰和人。永乐二年进士，正统间拜吏部尚书，天顺初以老疾乞休。王直为多个宗族祠堂撰写了记文。泰和萧氏永乐十六年建祠，其具体情况是：“泰和南溪萧鹏汉既治居室于武陵桥，又作奉先之祠于其居之东南，凡四楹……中为四室，以奉其祖考，而四时行事焉。”王直评论说：“古礼之废久矣。近世子朱子斟酌其仪，而士大夫家通行之，此鹏汉之所以尽其心也。”可见朱熹《家礼》祠堂之制影响之大。

遵守《家礼》祠堂之制的事例，也见于赣东北的饶州府浮梁县李氏祠堂。李氏“永乐中奉化县丞善谋作祠堂于正寝之左，未就而没。至其子安，遂成父之志，堂及岁时之祭。”实际上建成是在永乐二十二年，祭祀宋代进士、授文林郎、浮梁县丞、卒葬浮梁的祖先亨正以来的四代祖先高祖。

丘濬，字仲深，海南琼山人。景泰五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累官至礼部右侍郎，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他“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丘濬的《南海亭岗黄氏祠堂记》梳理明以前祭祖礼制，探讨黄氏祠祭的实践，是一篇重要文献。他梳理宋至明代的祭祖礼制讨论与实践：

至宋司马氏始以意创为影堂，文公先生易影以祠，以伊川程氏所创之主，定为祠堂之制，著于《家礼·通礼》之首。盖通上下以为制也。自时厥后，士大夫家往往仿其制而行之者，率闽浙江广之人，所谓中州人士盖鲜也。

丘濬认为宋以后司马光、程颐、朱熹不断探索祭祖问题，形成《家礼》祠堂之制，可通上下行之。“闽浙江广”中的“江”当指“江右”即江西。元明时期，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士大夫家往往仿行，属于重视祠祭祖先的区域。丘濬著有《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补充南宋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以供朝廷资治矫弊。本书于成化二十三年进呈，奉行刊刻，流传广泛。该书提出的治国平天下之要是明礼乐，特就家乡之礼提出：“《曲礼》曰：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臣按：古者宗庙，大夫三、士二，庶人祭于寝，然今世大夫、士无世官不得立庙，宜如《家礼》立为祠堂。”倡导士大夫立祠堂。丘濬对于古代祠庙祭祖制度的梳理以及自身的主张，在明代产生了较大影响。

上述明初设家庙祠祭祖先的事例主要集中于吉安府，也见于南昌府丰城县、饶州府浮梁县。

（二）宗祠

吉安大族众多，已有宗祠存在。梁潜的《于氏祠堂记》对比古今祭祖礼制，内容有四：一是“古之有家国者，必立庙，以祀其先。祀之礼，因乎其情而著之文也。后世之制，有不得为庙则为之祠堂焉。其礼文亦必仿乎古、效乎古者，世虽降而其情不可苟而止也。”古之庙祭后世改为祠祀。二是“古之祭也，有高祖之庙者，则曾祖之昆弟无不在焉；有曾祖之庙者，则祖昆弟无不在焉；有祖之庙者，则父之昆弟无不在焉。今不备其制，则为之龛者四，高祖居乎其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又次之。”高曾祖父古之每代立庙，后世改为一室四龛。三是“古之诸侯其嫡子之长者，世世为诸侯，以奉其祭。嫡子之次为别子，不得祢其父，没而立为太宗之祖，其嫡子继之，世世相承，所谓百世不迁之宗也。别子有庶子焉，则又不敢祢别子，没而立为小宗之祖，其长子继之，亲尽主毁，则不复相宗，所谓五世则迁之宗者此也。无庶子则无小宗，无嫡子则无大宗。今固无宗法，而神主之昭穆迁徙祧毁，犹皆本之此焉。”古有大小宗，后世则为神主之昭穆迁徙祧毁。四是“故继高祖之小宗者，于其身为玄孙；继曾祖之小宗者，于其身为曾孙；继祖之小宗者，于其身为孙；继祢之小宗者，于其身为子。统之以宗而祭有其序，故继曾祖之小宗则不敢祭高祖；继祖之小宗，则不敢祭曾祖；继祢之小宗，则不祭其祖。而先君之子世世为诸侯者，太宗而下又不得祭之焉。今之祭法其简略极矣，而非嫡长不敢祭其父者，犹此意也。明贵贱，别尊卑，辨嫡庶，其严如此，而所以尊其祖者，其情无不尽，其文无不备也。”古代祭法繁复，后世简略。至于于氏祠堂，庐陵于孟逊“因其旧祠易其所坏而新之，至于迁祔祧毁之次，升降拜跪之仪，罍爵笾豆之列，亦皆仿之古而不苟。”孟逊还增其田若干亩以供祀事，创祭器，神主之未立者复立之。又为钟鼓以警其昏夜。又恐后之人堕其法而不守，求梁潜撰写祠记，而以其田与祭器之属，皆刻之碑阴。梁潜评论说：“其统宗合族、重本尊亲之意，周且详如此。於乎！世俗之陋，祀其先者类不乎古，简于情而略乎其文。至于士大夫之家，亦因陋就简，背礼乱法，有不可胜言者。孟逊独拳拳讲求古人之遗意，而尽其心焉。此岂独尊其亲而已哉！其于风俗非小补也。”以祠祭祖先有利于统宗合族、重本尊亲而移风易俗，予以支持。

安福人、翰林侍读学士李时勉的祠堂记文，也反映出居室之东的祠堂改变地点，向着宗祠的方向发展，并得到了他的认可。如庐陵藤桥刘氏徙自安成，已八世，族属蕃盛。旧有祠堂以祀其先，毁于兵燹，明初嗣孙连江尹仲戬乃度地于所居之南，谋于族人，创立祠堂，缭以周垣，门庑、厨库、器用备悉，又置祭田三十亩。岁时祭祀，推族属之长者主之。祭毕宴会聚族，礼仪进退有序。李时勉就此议论：“近世以来，故家大姓有聪敏而知礼义者出，慨然闵之，于是立祠堂，备祭器，置祭田，讲求其礼而兴行之，粲然可观，而仁人孝子循而仿之者日以益众，虽不能尽合古制，而敦睦长厚之风由是而起，亦庶几乎古人之遗意也。”庐陵藤桥刘氏于所居之南创立祠堂而非居室之东，不合礼制，而其祭祖也可能突破四世。

再如安福潘多吉以其居逼城郭，乃徙西山中，原田旷衍，置祠刻碑，命其子征记文于李时勉，说：“士大夫家设祠堂以奉四世考妣神主，易世而递迁之，亲尽之主则埋于墓所。潘氏之居安福自州判公始，而墓不在是，迁主无所藏，拟留于初室，世世祠之，如事墓焉。铭埋于墓者也，以墓不在是，则勒之石而置诸初室之傍，如在墓中也。此皆先人以义起之意，不肖喆不敢违，愿先生为我记之。”李时勉就此回答：“虽奉祀先之盛心，而所以待州判公者，实有以遂民情之所欲。此其异于常者，不可以无记，为子记之，使人因其同以考其异，知贤父子之用心有所在，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可见该祠将墓祭始迁祖移于祠堂之中，其异于祠制与民间普遍情形相同，时勉对此持谅解的态度。吉安府之外，还有抚州府的事例。乐安古塘陈氏祠堂据说建于宋代始迁祖，此后该祠世修，如明之前两修于宋宝庆、元大德年间，明朝又于洪熙、正德、万历年间三修。洪熙时所修显然是继承祠祭传统，该祠当属于宗祠。

二、明中期江西祖先祭祀的探索

明中期吉安府世家大族建祠盛行。永丰人罗伦的祠记，反映出所在地域祠祭情况以及人们的观念。罗伦，字彝正，号一峰。成化二年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因事落职泉州，复官改南京，二年后以疾辞归，隐于金牛山，著书其中。他为吉安宗族祠堂写的记文，提出了对于祠祭祖先的看法。《桑园许氏祠堂记》讨论了初祖祭祀问题：

初祖之祭，古未有也，自程子焉，礼以义起者也。朱子废之，以疑于禘也。为义而起者，重本也，厚天下之大经也。为疑于禘而废者，明分也，正天下之大法也。二子之意并行而不悖也。《记》曰：“礼从宜。”宜者何从，程子也。从程子者何？缘人情也。先王制礼缘人情而设也，不忘其所由始者，人之情也。今夫廛井之氓，始为宫室者祀之，始为稼穑者祀之，始为饮食者祀之，凡有功生民者皆祀之，不忘其始也。况吾身之所始乎？焉可废也。《记》曰：“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又曰：“先王修其教不易其俗。”缘人情也。初祖之祠，士族之俗也。世士之族远或汉魏，近或唐宋，合族之众，多倍千，寡倍百。初祖之祠，士族尚焉。初祖而下，高祖而上，简其有功德，古所谓乡先生者配之，群祖则祭于墓而已，高祖而下则各祭于小宗之家。其为屋也祠而不庙，其为享也荐而不祭。其时以冬至也，正至朔望则参，冠婚丧则告，明谱读约则会。善则书，过则惩，一于是祠焉。所以维族人之心，使知千万人之身，其初一人之身也。贵不至忽贱，富不至骄贫，少不至戾长，不至相视如涂之人也。先王崇化道民之意，其亦庶乎。程子之说焉可废也，朱子废矣。然岁率族人一祭于墓焉，其徒谓如墓必有祠，今墓远而祠于家，亦祠于墓之类也，焉可废也。

他认为初祖之祭始于程颐，是“礼以义起”，虽然朱熹质疑类似禘祭，应从程颐的主张，这符合《礼记》“礼从宜”的儒家经典论述，从程颐是“缘人情”，符合“先王制礼缘人情而设”的道理。各行各业都祭祀行业的开基神，不忘其始，何况吾身所始怎可忘记。他提出：“初祖之祠，士族之俗。”初祖之祠，士族所尚，“功德”祖配祀，群祖祭于墓，高祖而下各祭于小宗之家。祠祭以冬至，正至朔望则参，冠婚丧则告。特别是赋予祠堂新的功能：“明谱读约则会。善则书，过则惩”，即将乡约的功能注入祠堂，以管理族人。不过罗伦的目的，还是强调宗族的和谐，即贵贱、富贫、少长的相对平等，不至相视如途人。认为祭祖问题上，程颐比起朱熹的主张言之有理，仍当墓祭祖先，如有人主张在墓祠祭祖不必祠祭初祖、“功德”祖，则祠祭初祖、“功德”祖，不正是将墓祭移入祠堂吗？何以废掉呢？

罗伦也介绍了本族先祠：“斯礼也，罗氏之族行之二十余世矣。不以程而始，不以朱而废，是亦可见人心之同然，而不能自已也。”在没有借鉴程颐、朱熹主张的情况下，罗氏先祠祭祀初祖、有功的祖先已经二十余世。而许氏祭祖则如同罗氏：“河平许氏，吾邑望族也。徙吉水桑园者十有五世矣。世以儒鸣，初祖之祀、先祖之配，如吾族也。”最后，罗伦对于祭祀初祖、先祖（有功德祖先）的总体评价：

斯礼也，士族之达礼也，是亦可见人心之同然，而不能自已也。於戏！自先王至于今日，人心岂相远哉？所以教而养之者，非其具耳。祀礼宗法，皆先王化成天下人心之具也，非士之所得为也。

祭祀远祖是士族之礼，人心相通，可以教养，非徒具形式。祀礼宗法都是先王化成天下人心的工具，不是士人制作的。罗伦之所以为许氏宗族撰写祠记，是因为该族许楫，是罗伦的学生，“而志于古伦”。

罗伦还有《严氏祠堂记》，是为永丰南乡严氏祠堂所写记文。严氏肇基之地名为积善堆，建祠于堆，尊其所出。罗伦认为严氏建祠之举是“礼以义起，君子有取焉，盍亦反其本而已。自今至于后日，老长诲其子弟，昭穆相叙，庆吊相交，患难相恤，贫乏相周，冠婚丧祭，禴尝祊绎，咸礼合诚，然后为礼义之族也……大其族者人之情也，大其族而不以礼义焉，是欲茂其末而不厚其本也。”看重的是祠堂的礼仪教化功能。

泰和西平胡氏祀先堂于弘治十七年重建，堂四楹、寝室二楹、带有廊庑厨库，“宏伟高明，加于旧数倍”。罗钦顺为该祠堂作序，他提出：“今吾乡大族往往皆有祠堂，祭礼之行，各有所受。盖周及于远祖者，近代之祭颇略而不专；致隆于近代者，远祖之祭或废而不举。揆诸人情皆未安也。夫合族以居，昭穆素辨，生同出于一本，心同萃于一堂，则自始祖而下，岁事之修，宜有不容缺者，其自祢而上以至高祖，则当各随所继，而于时祭每致谨焉。庶几远近有伦、恩义兼尽，虽不能尽合于古，亦当无大谬已。”他认为程颐主张祭远祖、朱熹主张祭近祖均值得重视，在泰和大族建祠堂普遍，所行祭祖礼受到程朱影响而各有不同，不论强调祭祀远祖或是近祖，均有偏颇，不符合人情。他主张始祖而下的远祖当岁祭，高曾祖祢近代祖先由其子孙时祭。如此兼顾了远近和恩义。

罗钦顺还记载了泰和上模曾氏祠堂。上模曾氏所居有上下村，下村故有祠堂，有祭田，岁以中元日行事。成化间堂宇颓敝，租入或不登，先世坟茔散在他方者，亦旷不时省。其族人士举力倡族人修辑经理，“且于堂右作祭扫亭，以视牲杀；左作宴会亭，以展旅酬。而祠之规制益备。”正德初元，曾氏31人鉴于祭祖简略，商议各出己资购田。可知泰和上模曾氏故有祠堂，成化年间扩展，正德初又增加祭田，祠堂祭祖制度在明代不断发展。

南昌府丰城县宗祠也在发展。林俊《槎村范氏祠堂记》说，范氏居丰城自范平始，他是唐朝始祖范履冰六世孙。丰城范氏槎村派较盛，明朝范衷与子镛、锳第进士为官，范衷立志修谱建祠，分派二子，锳力未逮，其子珪成之，助以祭租百石计、族田若干亩，以供祠费，择七人予事。正德三年祠成，奉始祖范平神主于中，“先祖则各虚其主，祭之日题纸祔之，毕则毁，惧僭也。始祖祀以冬至，大宗主之。先祖祀以立春，各小宗主之。祭毕，举族燕。数百年旷礼续之，今盛事也，不可无记。”可见其族是依据程颐主张设立的始祖祠堂。林俊就此展开论证，支持建祠祭祀始祖，他说：

夫五服贵贱同之，限于庙，则大夫不得祭高祖，士庶人不得祭其祖。伊川谓：有服皆可祭一庙，寝庙无害祭高祖。晦翁以为得祭祀本意。伊川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晦翁亦据行之，后疑近禘祫而废。议者谓：伊川以义起，重本也；晦翁以疑废，明分也。然礼从宜，从伊川也。

认为程朱在祭礼问题上虽然意见不统一，然而祭礼宜从伊川程颐。他又引儒家经典论述：

《记·大传》：士大夫大事祫及高祖。则未尝无祫也。先代始为饮食亦祭，而始生不祭，非人情，似未害为禘也。夫物品之丰杀，贵贱自分，因心孝敬，其未始异也。惜宋已无定论，伊川谓无可考，予恶敢臆说哉！然近世高祖之祭家行之，合族非祭无以致其聚，故始祖、先祖之祭族行之，所谓无可奈何之法也。而易庙名祠，同堂而异室，则亦不失祭寝遗意。

《礼记·大传》已有士大夫大事祫及高祖的记载，近世高祖之祭家行之，可以合族，无祭无以聚族，此是无可奈何之法。他评价范氏说：

而范参以专主暂主，名分尤严。盖又合程朱而折衷者，可谓族祀式矣。然有属者涣则萃，萃则观，将无多行可法，与己不自愧，而人愧之者乎？……则斯祠也，崇对越，联疏戚，广孝爱，寓规箴，可无敬乎？可无畏乎？

抚州府金谿县建有王氏祠堂。罗玘《王氏祠堂记》载：“弘治二年十月，金谿明谷王氏祠堂成，其作自元年之十二月，而统其事者廷懋也。堂之广楹六之，门如堂之楹，而高杀其四之一。东西室各四楹，器数齐，湢、庖、库具在。砻石为檐除，四周如矩，虚其中而甓之，矢直砥平，无兴尘泥，阴雨若霁。阖宗升堂，奠位疑肃，顾瞻群主，若见若语，孝弟之心与涕俱生。”

明中期吉安府宗族比较热衷于讨论祠祭祖先与礼制的关系问题，南昌府、抚州府也有祠祭祖先的事例。此外，建昌府冬至：“人初不为重，近时士夫家行祀先礼，人渐效之。”可见当地的祀先礼似应包括祠祭。

三、明后期江西祖先祭祀的区域扩展

明后期宗族建祠祭祀祖先更为普及，祭祀始祖的统宗祠堂更多，江西仍是宗族建设兴盛的地域。吉安府泰和人郭子章说：“我明嘉靖间，诏天下臣民于冬至日祭其始祖，则得及始祖矣。”说出了嘉靖十五年以“大礼议”的推恩令准许祭祀始祖这一礼制重要变化。事实上，这一诏令对于臣民的祠祭祖先影响深刻。苏州人陈仁锡不仅指出此点，还分析了明代的“宗法”制度实践情况：“明兴，首旌义门郑氏。肃皇帝许庶人追祀始祖，旷恩异数，卓越前代。然本朝宗法之制，存于藩王十之八九，存于勋臣戚畹之家十之六七，存于大江以西、徽歙之间十之四五，存于老儒腹中之笥、以议论为典章十之一二。且以耳目所覩记，有庶人祀始祖乎？彼且不识高曾为何人，而况其上之？无论人心不古，抑于令甲何盩甚也。”他认为明朝宗法之制，主要存在于藩王、勋臣戚畹之家以及江西、徽州一带，既存在于贵族与故家大族，儒士有心无力，而庶人不识高曾，何况祭祀始祖。也就是说，虽然世宗肃皇帝准许庶人追祀始祖，真正影响到的还是仕宦之家。

明后期吉安祠祭祖先事例不少，此外还有广昌府的著名个案以及南安府、饶州府、抚州府、南昌府的事例。

吉安宗族祭祖事例丰富。罗洪先，字达夫，吉水人。嘉靖八年进士第一人，官至左春坊赞善。他在《月冈曾氏宗祠明禋堂碑铭（并序）》记载：吉安泰和曾子永，笃行忤时，明初坐诬，谪戍辽左，人称渤海翁，晚年被允许子孙代戍而归故乡。其子伯愚卒，遗孙士俊、士敏、士鼎。鼎代父请戍，二兄得留。士俊早逝，士敏携子侄徙月冈。俊再传勉训，拓室南冈。勉训有子才冠、孙于乾；士敏有子瑀，孙勉敬、宪、晚，曾孙才汉、才泾、才澄，玄孙于拱、于冕、于鑑。“才汉为湖广布政参议，自居月冈，未逾五服，显贵相踵。诸生辈出，辄负时名，族日衍肆。”于是长老瑀之子晚，召集才澄、才泾、于乾、于鑑等，建祠堂，定祀仪。“断自辽海，服在高祖伯愚，惟曾士俊、士敏始迁，亲则王父，匪鼎振义，曷有遗音？宜祔且报，咸以妣从。”所祭超过四世、祭及高祖，但是罗洪先认为：“于古匪僭，不僭不倍于明禋”，并非有违古制，他论证道：

某按庙制，以世代近远，章数隆杀辨贵贱，然皆外垣都宫，昭穆异处。主无二尊，文至饬也。《尔雅》：“室有东西厢曰庙，无庙曰寝。”今祠皆寝，非庙也。笾豆钥羽，不登于阶。即世远，其不谓杀乎？且夫始徙不迁，贤贵不祧，遵人情也。如以四世再一升祔，辽海父子将遂忽诸。祠议始程朱，程朱推祀至始祖，不嫌禘祫，物未备也。是故祭别以时，时有疏数；主藏于祏，祏有专附。情尽者义严，世远者礼变。惟明与禋，生诸心，达于神明，斯可祼享。独曰不僭不倍已哉！

认为其符合儒家祠祭祖先的精神。

罗洪先本族也在修建祠堂。据他的《秀川罗氏大时冈重建祠堂上梁文（戊申）》可知，嘉靖二十七年重建该祠堂，祭祀唐代始祖大时府君。其实早在五世祖南塘府君时，就捐乌陂岁之常稔田，以“人当祭祖，发伊川心所未言”而祭祀始祖，时在宋代。“宋、元、明五百余岁，而袁、临、吉数十大家。”秀川罗氏在江西袁州、临川（抚州）、吉安中也是有数的大族。他为宗族献上了美好的祝福语：

伏愿上梁之后，世思法祖，人有多男。行不负神明，孝亲敬长，乃敢入教，可成子弟，歌诗习礼于其间。推爱己以爱人，欣戚必关于同姓；使享亲如享帝，夙夜无忝乎所生。咸增分簋之光，永善式闾之俗。远垂世范，大慰宗盟。

“世范”“宗盟”云云，可谓厚望。不仅如此，嘉靖三十年，罗氏重建大安祠堂。罗洪先《大安重建祠堂上梁文》说：“从兹丕振文风。春秋不忒于烝尝，月旦可评其人物。出必告，反必面，事死有如事生；敬所尊，爱所亲，善继而又善述。”希望加强对于族人的管理，振兴文运。这些重建祠堂活动，说明罗氏宗族的发展。

永新人尹台，为同县李氏祠堂所写记文，展示了支持宗族祠祭祖先的观点以及当时大族建祠祭祖的普遍发展。李氏居于永新县近郭之西，先世出唐西平王晟。族故有通祠，以奉始先四亲之祭，而不戒于火灾，于是其亲家野航君良治率众重修。他说：

宗子一法，盖与封建相始终，秦坏其制，更数千百年莫复其势则然耳。后之君子欲推明先王之法，救其所已坏，凡可因时变礼，使不失情文之宜，抑安得不反之人心，就其所而曲为之计耶？是故伊川始先之祭，为百世不迁之宗计也，岁有常报，主之以继大宗。考亭祠堂之制，为五世则迁之宗计也，神有定依，主之以继小宗。凡以士庶人无庙之家，因之修其孝飨，斯礼也，虽古之所未有，而以为义起也非欤。顾今世家大族往往遵伊川始先之祭，而并用考亭祠堂之法，于稽其义厥违已寖远。而况聚族之力，侈竞一祠，甚或榱题杙桷，僭拟王侯，观于器数升降之间，有能合礼者鲜焉。兹其务外相先之过，比于离本弃始之失，所相揜几何？而好论者不是之咎，乃徒病始先之祭，疑近禘祫之僭，而祠堂兴创，非祭寝者之得为也。於戏！其无亦不原儒先义起之故，而所云因时变礼，就其所曲为之计者，或未深察也乎？夫伊川始先之祭未闻专庙，考亭祠堂之主止列四亲，固于今之族侈一祠、祠重始先者殊致。然余犹有取焉，取其足守族训家，捄宗法之已坏，比党相维之势因之，可渐成其效，固非曲学拘说者之能喻也。夫礼失而求其次，称礼君子抑何以讥云。

认为程颐始先之祭与朱熹祠堂之制，基于宗子之法，礼以义起。明代“世家大族往往遵伊川始先之祭，而并用考亭祠堂之法”，不合古礼之义，况且祠堂侈竞，更不符合礼制，与离弃本始无异。可是有人以祭祀始祖批评建祠僭越，并未深入理解先儒之义，伊川始先之祭、考亭祠堂之主，与“今之族侈一祠、祠重始先者”不同，程朱主张可以采纳，只是“曲学拘说者”不明白罢了。

尹台还为泰和杨士奇宗族新修祠堂撰写记文。杨士奇的先人，溯至南唐虞部侍郎辂，六传至允素始迁居泰和，距士奇十六世。士奇“来孙通政君载鸣，请诸其从叔蒲暨族某某辈，本上世遗思，倡协有众，择县东城学后二大第间，揆日度址，鸠工程材，构合祠以揭报焉。其制堂敞七楹，中祀始祖，旁稽历世穹德膴仕、蔚然表树一时者，以左右祔配。”该祠祭祀始祖与先祖，是为合族宗祠。尹台称赞杨氏多贤，前后辉映，族治有方：

杨氏兹祠，本出厥先文贞之哲谋，顾其后非有通政及蒲诸君之贤，为之趾承休美于不怠，其何能成奕世善物，使宗法犹幸一推行乎？抑所善微啻此尔。合祀以辨昭穆，则伦义正而孝可勗矣；合馂以叙长幼则恩义笃，而仁让可兴矣。稽世论配，故尚贤尚贵之教明；尊祖收族，故同敬同爱之义章。乃其要归揆义成礼，不失先王报始追远之深意。即后贤有作，其孰能易之。为杨氏子孙升斯祠也，思始之不可无报，则期所以致其终；念远之不可无追，则图所以举其近。是道也，于己取之而已矣。夫文贞哲谋之贻，与今通政诸君子继承先美不怠之志，将必有轶于流俗所慕，而可深长思者。繇吾说而推绎之，庶几其或近乎《传》称“惟贤者为能尽祭之义”语。取诸身所独至，不失祭之本者也。杨氏世多贤胤，其尚思不怠乎？是则祭当受福，兹祠将不为徒构也夫。

在尹台看来，杨氏修祠祭祖是推行宗法，通过合祀、合馂，正伦义，兴仁让。通过稽世论配，尊祖收族，达到尚贵尚贤、同敬同爱。杨氏祭当受福。

泰和南溪萧氏万历年间也新建了宗族总祠。邹元标，字尔瞻，别号南皋，吉水人。万历五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他的《南溪萧氏总祠记》说，由泰和三十里至武山，为南溪萧氏，是郡邑甲族。“萧故各有祠，然各祀尧、舜、汉三公者，而始祖大承事公则未有祠。”致仕官员萧希高修建了总祠，该祠“后为寝室，明有尊也。左右有别，序昭穆也。中即本始堂，堂五楹。又东西为长廓，又前为门，颜曰‘南溪萧氏总祠’。”建总祠的还有，安福人刘元卿说本族：“给谏麟原、孝廉从沛暨诸族彦，谋建总祠以祀初祖”。总之，嘉靖以降，士大夫对于程颐始祖之祭的主张和社会上的总祠更为认同，且这种认同更为自觉。

广昌府广昌县旴江镇何氏宗族是著名望族。何文渊，字巨川，号东园。永乐十六年进士，历按山东、四川。宣德年间任温州知府六年，升刑部右侍郎，督两淮盐课。正统时因疏议不当入狱，后告归。景泰元年起用，官至吏部尚书。其子何乔新，字廷秀，号椒丘。景泰五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何氏也创建了祠堂，林文俊，莆田人，时为翰林院编修，撰写《东园祠堂记》，介绍了何氏宗族及其祠堂：

何氏，旴江望族，文献之盛者，著在往牒。国朝仕最显者，太子太保、吏部尚书东园公，讳文渊，始以温州守，课为天下第一，召入，为少司寇。后晋冢宰，致仕。率有子六人，第三子曰刑部尚书椒丘公，讳乔新。当成化、弘治间，椒丘公之名满天下。其卒也，守臣交疏其贤，赠少傅，谥文肃。第四子讳乔寿，从一峰罗先生受经，亦举乡围（闱）第六人。呜呼，盛哉！

初，冢宰公有读书之屋，在城南门外，溪山秀朗，竹树蓊荟，公乐之。既没，侧室张氏知公不忘是也，即其中肖像，朝夕哭之。其前买山数亩，自营寿竁，前为享堂，读佛氏书其中，曰：“死祀我于此。”张氏没，无子，其婢为尼，居其中，主香火，遂袭以为常。嘉靖丁亥坐诡祠毁，公之孙实同、其子姓谋曰：“此吾先人故业也。”亟诣官赎之，就以是岁冬十月即享堂故址，创祠堂三楹，而以肖像之堂为寝室。祠堂五龛，中祀始祖宋宝谟阁学士文定公，左为赠吏部侍郎德源公，右为赠刑部尚书景营公，冢宰公祖父也。又左右则冢宰公及其子孙，各以昭穆祔。扁“东园”者，祠为冢宰公作也。既成，明年，实同用学宫例，贡至京师，授宁国县学训导。将行，具事始末，来请记。

何文渊死后，其读书之屋改为墓祠。嘉靖六年祠毁，并在该年创祠堂三楹，五龛，中祀始祖，左昭右穆。林文俊高度赞扬何氏：

予闻盈虚消息，造物之常，国朝父子尚书才四五家，何氏居其一，斯极盛矣。今其子孙顾多且贤也，则先公遗泽所以衣被后人者，深且厚矣。后之人胡可不深长思乎？思之何如尽其孝焉耳。庙以时修，墓以时展，四时之祀，燔濯必洁，节祝必虔，庶几其歆享之孝，尽于是乎？未也。诗不云乎：“无念尔祖，聿修厥徳。”夫修德所以崇孝也，出而仕也，用前辈君子之道，以事其君，治其民；隐而处也，用是道治其身。曰：“吾以忝吾先人也。”若然，天下言公卿家有仪轨者，必以何氏为首称，而世泽益绵，将来之盛，其未艾哉！其未艾哉！

认为何氏仕宦显赫乃托祖先之福，后世子孙应思尽孝于祖先。修庙展墓，四时祭祀尚不能称尽孝。而修德才能崇孝，出仕者用前辈君子之道事君治民，隐处用是道治身。

南安府大庾县许氏嘉靖时期建有大宗祠，大庾人刘节指出：“吾邑城西许氏，巨族也。本支繁衍，赀产殷富，其传也十余世，历阅也二三百年于兹矣。”刘节写序贺许氏大宗祠成。《南安府志》说：“凡祭，古有大夫五祀、庶人先祖之礼，其仪俱在，知礼者以时行之（大小宗祠堂，惟南康为备，上犹一二姓为然）。”南康、大犹二县也有大小宗祠堂，尤以南康显著，该县志记载：“士庶家多立祠堂（无者祭于寝），一依朱子《家礼》行之。清明、中元、冬至合族人于祠致祭，惟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祢，尚未有定论。其仪文简略、合祭太数，当议而正之。”这里士大夫、庶民均有建祠祭祖事例，建祠依朱熹《家礼》，而祭祀则采纳程颐的说法，不过修志者对其祭祀持保留态度。

饶州府余干的宗族祠堂普遍。嘉靖三十八年进士王世懋说：“始余行部余干，见其民间皆有祠宇，俗最近古，而李氏者尤为鼎族。”

抚州府乐安宗祠较多，有的谱序谈到当地宗族祠堂。如乐安人董裕说：“吾尝从明德罗子讲学陈氏宗祠”，又说：“南岸谢氏，裕母族也。……不肖裕尝为宗习殖婚求嗣，而卒不嗣，如外祖何？兹不愧菲薄，割俸余若干缗，置早晚田米若干亩，献诸谢氏宗祠。俾外曾祖孟纲、外祖良珪下，俱得袝祭于祠之两庑，岁时伏腊，外祖辈不获祀于所生之子若孙，犹获附于所出之大宗，知祝谢当不靳于合享二外祖，宜在居歆。”“宗祠”名称比起“先祠”“祠堂”反映的是宗族合族性质的增强。乐安人曾维伦谈到其家有宗祠，乡人邓氏建有大宗祠在严塘祭祀宋代始迁祖，万历十六年又在邓 建小宗祠，小宗祠“以族之最长者一人主之，司事则取于子姓之贤能者。”亦可见宗祠之设立与组织化。该府临川县陈氏“建祠以奉始迁之祖，诸宗人行谊、勋伐、名位表著者，皆袝祭焉，示风劝也。”

抚州府乐安人曾维伦，万历八年进士。他在一篇祠堂碑记中说到：“自晦翁《家礼》仿于司马易家庙为祠堂，公卿至于庶人，皆得祭其四代，最为酌礼而通情。然高祖而上不得祭矣，宁无遗焉者乎？程夫子乃教冬至有始祖祭，立春有先祖祭，季秋有祢祭，仲月有时祭。则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无一遗者。必我明丘文庄氏，又辑而大成之，诏著为令，通于天下。斯礼也，余族世行之。”曾氏也认为朱熹《家礼》主张“公卿至于庶人，皆得祭其四代”，丘濬辑成的《文公家礼仪节》促成祠祭祖先通行天下，程颐则主张祭祀远祖与先祖，曾氏宗族世行之祠祭，想必是祭祀超出近祖的宗祠。

熊氏在南昌最著。熊明遇《熊氏族本序》讲述了其祠堂团拜礼仪筹措经费的情形，比较难得。他说：“自封侍郎公古疾先生建谱，御史大夫北翁竖祠堂，垂今数十年。后生之系未录，且旧祠非公建，宜其辄毁。而团拜礼仪缘乏经费，事同坏饮，岁俭时诎，举行复滋不易，长老有忧之，屡屡见告。于是稽之于众，佥云盍醵金为母钱，修出□□券而息之。六年之外，岁可支十金，为团拜。十年左右，不难致千金，作合食之庙矣。明遇遂率若干金为倡，愿率者不为限量，大约醵六十金。公举十二人，收责于外姓，岁息三之，而族人无与焉。始祖有灵，必呵护厥事，异时建庙、修谱、举祭当另议三章，此特其嚆矢也。”通过倡捐醵金放债收息的办法筹款。总之，明后期祠祭特别是宗祠祭祖得到了较大发展，在江西进一步普及。

结语

明前期宗族祭祖承袭了元代的风习。祭祀远祖的先祠较多，是为合族的宗祠，江西事例较多。此外，依据朱熹《家礼》祭祀四代祖先的家祠，也有一定数量。明中叶，江西建祠祭祖在增长，士大夫热衷于讨论建祠祭祖的制度、古礼与现实等问题。明后期，合族宗祠进一步普及，士大夫有关始祖、龛位的讨论在加强，一般认同于程颐祭祀始祖的主张。虽然明朝制度对于祠祭祖先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民间以程颐、朱熹的主张为依据，将祠祭祖先理解为士庶通行之制，宗祠在民间普及迅速。明代江西著名士大夫杨士奇、王直、罗伦、罗钦顺、罗洪先等人，均对于祠祭祖先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明初祠祭祖先的事例集中于吉安府，家祠、宗祠均有。家祠也见于南昌府丰城县、饶州府浮梁县，宗祠则有抚州府的事例。明中期吉安府宗族继续讨论祠祭祖先与礼制的关系问题，南昌府、抚州府也有祠祭祖先的事例。明后期吉安祠祭祖先事例丰富，此外还有广昌府的著名个案以及南安府、饶州府、抚州府、南昌府的事例。明后期祠祭祖先较之明初与明中期得到较大发展，在江西进一步普及。

作者简介

常建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教授，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长期研究社会史、明清史，近期关注日常生活史。著有《宗族志》《社会生活的历史学》《明代宗族研究》《朝鲜族谱研究》《宋以后宗族的形成与地域比较》《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观念、史料与视野》《新时期中国社会史学》《清前期国家治理与民生政策》《日常生活的历史学》等著作十余种，辑有《乾隆朝起居注所见巡幸盘山史料》，主编《宋以后的宗族形态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史经典精读》《中国日常生活史读本》《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中国宗族通史·明代卷》，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年鉴》（法国）等杂志发表论文及各类文章四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