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中国思想文化主流的孔子思想及以此为核心的儒学，其命运在经历20世纪的波澜起伏之后，伴着21世纪文化强国建设步伐的加快和“文化自信”理念的普遍深入人心，渐入稳步创新发展阶段。在这一大背景下，和儒学相关的一切人物、理念、法度、器物、空间等，都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与研究，这其中就包括文庙。

泛而言之，文庙是以孔子为主要祭祀对象的儒学道场，是由古至今，纵向传承、横向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文化空间。天下文庙的“祖庭”，当是曲阜孔庙。曲阜孔庙，最早在孔子去世后，于孔子旧宅而建，收藏有孔子生前使用过的器物——“衣冠琴书车”（《史记·孔子世家》）。这里不仅是天下第一处专门祭祀孔子的场所，也是第一座孔子文化主题的博物馆；而在孔庙以北不远处的孔子墓处，鲁城百姓及孔门弟子聚众而居，形成“孔里”，是为天下第一个儒家文化主题社区。此后，孔庙不断扩建，孔子墓逐渐扩大为被称作“孔林”的孔氏家族墓地，孔子嫡裔居住地也逐渐规范化为“天下第一家”的“总部”——孔府，如此一来，孔庙、孔林、孔府合称“三孔”，共同组成了“东方圣城”“礼仪之邦”的核心区域和最重要标识。“三孔”之中，孔庙地位最尊，这是因为孔庙是天下最重要的孔子祭祀地，历代帝王巡幸曲阜，多至孔庙祭拜，孔庙祭孔即为国家祭祀，孔庙为“体现‘道统’‘学统’意义的文化建筑、代表中国精神的崇高庙堂”。

自汉明帝诏令天下学校祭祀周公、孔子开始，“祭孔”开启地方化进程，有的地方因庙设学，有的地方因学设庙，庙学合一（兼具教学与祭祀功能）的文庙逐渐出现；自唐高祖时起，文庙开始主祀孔子，此后经短暂反复，到唐高宗时，孔子正式成为天下文庙的主要祭祀对象。天下文庙之孔庙多仿效曲阜孔庙而建，只是规制因所属地行政级别之异而有所不同，且一律不得超越曲阜孔庙。今天，传统意义上的官办学校已不复存在，仅留下残缺不一的地方孔庙，人们于是便把这些地方孔庙笼统称作“文庙”，此“文庙”在本质上仅仅是地方性孔庙，是曲阜孔庙的缩小版、简化版、地方化版。今天我们所谓的文庙，其实便是这种失去了传统官办学校资质的地方性孔庙。本文所要探讨的，便是这种仅仅用作主要祭祀孔子的文庙，以及作为天下文庙“祖庭”的曲阜孔庙。

在曲阜孔庙大成殿屋顶内部，悬挂有清代历代帝王褒赞孔子的御笔匾额，其中，光绪皇帝题写的是“斯文在兹”四个字。“斯文在兹”语出《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历史上的孔子，多数时候留给我们的是一个谦逊的形象，但这并不妨碍他坚定地扛起文化振兴的旗帜，至少在学习和责任担当这两个方面，孔子是一贯自强不息、自信满满的。上面这段文字记载，便恰体现出孔子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担当，他认为，周文王以后，能够担负起“文”之传承者，非他本人莫属。那么，何为“文”？按照朱熹的解释，“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不曰道而曰文，亦谦辞也。兹，此也，孔子自谓。”事实上，孔子在表面上传承的是周王朝延续下来的礼乐制度，实际上乃是承担起了中华“道统”庚续的神圣使命，此“文”即此“道”，此“道”即“先王之道”“礼乐之道”“仁爱之道”“君子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庙便是中华道统的物化载体和具体呈现，也是孔子精神、儒家思想的重要象征和标识。“斯文”之所以能够“在兹”，就是因为包括曲阜孔庙在内的全天下的文庙能够担负起，也理应担负起发展儒学事业、广大儒家精神、延续中华文脉和道统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只有明确文庙的角色定位和社会功能，才能使其真正担负起“斯文在兹”之名，才能使其在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上为推动儒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出新的时代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是第一位集大成的圣人，被柳诒徴先生称作“中国文化之中心”，认为“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不论是在知识传承、人文教化方面，还是在人格养成方面，孔子都是当之无愧的“圣集大成”者。如著名哲学家唐君毅先生所言：“孔子所学者，为历代所传之人文之全体。故孔子之人格精神非他，能狂能狷，而又持载人文世界、人格世界之全体之人格精神，以使人文世界、人格世界得所依止者也。”孔子以高度的担当和卓越的才华，对他之前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实践和思想成果，既做了反思、清理和总结，又做了创新、创造和光大，返本开新，承前启后，创立了儒学，在其后学的努力下，儒学逐渐变成传统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孔子的思想，是处世格言，更是一种深沉的理性思考和温暖的终极关怀，扎根于中华沃土，早已渗透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可以说，孔子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缔造者和共有的精神导师，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代表人物。没有了儒家思想，我们整个民族可能就会失魂落魄、六神无主；拥有了儒家思想，我们整个民族才能够在世界文明的百花园中泰然自若、巍然屹立。基于以上理解和认知，我们认为，值得缅怀的历史，其中必有值得活化的内容。这就是说，历代仁人志士、硕学鸿儒，纷纷到文庙祭拜孔子，追思圣贤，并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对孔子本人的敬仰与崇敬之情，更是为了汲取孔子精神、儒家智慧，承继孔子遗愿、儒学事业，将孔子等往圣先贤的志业、愿景、梦想在所处时代发扬光大。尽管历史及历史中人代表的是一去不复返的“过往”，但其之所以仍然具有追思价值和感念意义，恰说明其人其事其精神实际上并未完全“死”掉，其中一定有亟待后来人去复活、去传承的东西。

那么，儒学中最值得活化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儒学的研究对象、价值追求、伦理规范及社会理想。时贤常讲，孔子是“活”的，儒学是与时俱进的，这主要是基于孔子思想、儒学中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也需要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进行“损益”。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考察“三孔”后就曾呼吁，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新的孔子”“新时代的孔子”。他把自己在20世纪30-90年代所研究的人与地的关系（或曰人与自然的关系）称作“生态关系”，认为在实现小康之后要开启更高层次的研究，即对“心态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研究，他把研究“心态关系”的重任交给了“新的孔子”。费先生讲：“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要破坏孔庙，群众不让，被保护了下来。为什么老百姓要保护它？说明它代表着一个东西，代表着中国人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关心人与人如何共处的问题。”“我们中国人讲人与人的相处讲了三千年了，忽略了人和物的关系，经济落后了，但是从全世界看人与人相处的问题却越来越重要了。人类应当及早有所自觉，既要充分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更要明白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才能共同生存下去。”“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我在孔林里反复地思考，看来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了。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它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看来我自己是见不到这个新的孔子了。但是我希望在新的未来的一代人中能出生一个这样的孔子，他将通过科学、联系实际，为全人类共同生存下去寻找一个办法。”“这个孔子需要培养，我们应当学会培养孔子。要创造一个环境，一种气氛。”在这篇文章中，费孝通先生特别强调，今人仍有必要研究解决“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并呼吁站在“全人类共同生存下去”的高度，创造环境和氛围，去“培养孔子”。费孝通先生的高见对今人极具启发意义，值得我们深思并努力探求落地路径。

事实上，费先生所提出的“心态关系”视角，乃立足于解决人际关系，但这样的人际关系是就广义而言，具体应包括身心关系、人际关系（狭义）、中外关系（或曰国际关系）、天人关系（或曰物与人的关系）。由此延伸来讲，今天我们所谓的儒学事业，也应当围绕以上几个方面展开。具体来讲，新时代儒学事业有三个面向：其一，就个人层面而言，儒学事业是内圣外王事业，注重协调身心关系，“成长”与“安宁”是其关键词；其二，就社会层面而言，儒学事业是人文化成事业，注重协调人际关系，“和谐”与“正义”是其关键词；其三，就国家层面而言，儒学事业是培根铸魂事业，注重协调中外关系，“自信”与“互鉴”是其关键词。其中，天人关系贯穿以上三种关系之中，并为以上三种关系奠定必要的思想基础。新时代文庙的角色定位和社会功能，应围绕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儒学事业而确定，其时代价值、历史意义也必将随着对儒学事业的创造性开展而得以充分彰显。

在探讨文庙角色定位和社会功能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结合时人们对文庙的误读，先说明文庙不是什么，以正视听。

首先，文庙不是宗教场所。尽管我们认为儒学是既超越又现实的，兼顾入世与出世，倡导“祭如在”“敬鬼神”，但儒学不给人提供一个彼岸世界，不探讨因果报应，不认同现世解脱，不主张“心诚则灵”，孔子也不是带着门户之见的教主。因此，我们不能把主要供奉孔子的文庙当成所谓“儒教”的道场，也不能把孔子当成一言九鼎、不容丝毫怀疑与批评的绝对意义上的膜拜偶像。

其次，文庙不是旅游景点或网红打卡地。文庙当然一直都在开门迎客，我们也乐意利用多种渠道和手段扩大文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文庙所迎接的客人，乃是认同儒家精神、价值、理想的志士仁人，而不是带着消遣娱乐之心的游客。步入极具人文性、精神性的文庙，人们不该打打闹闹，有说有笑，而应当规范言行，端正心态，以礼敬之情去参观或祭拜。

其三，文庙不是单纯的博物馆。时至今日，尽管有的文庙收藏有珍贵文物和古籍，在行政归属上划在地方文保部门或文宣部门之下，且冠之“博物馆”之名，但倘若我们仅仅将其当做博物馆，便很容易引发人们对孔子思想、儒学产生过时、不合时宜的联想。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将文庙视为博物馆。

其四，文庙不是孔子一个人的“秀场”。文庙的“主角”无疑是孔子，但文庙并非孔子一个人的“领地”，文庙中所供奉的，乃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历代杰出儒者，这些人有传经之儒，有传道之儒和行道之儒，他们要么在学术创见上别具一格，要么在品行操守上可圈可点，要么在经世济民上出类拔萃，都是中华道统和文脉延续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人物。所以，天下相对标准的文庙都会仿效曲阜孔庙，除在大成殿供奉孔子、四配、十二哲之外，还设置有分别供奉明道修德之先贤和传经授业之先儒的东庑和西庑，有的地方性文庙还增设有名宦祠、乡贤祠。

在这里，批判一种现象。当下，有的文庙，竟然还在建筑群中树立有露天的孔子雕像！这是把文庙当做孔子一个人之“秀场”的典型做法。一些主事者总是怕在文庙中怠慢了孔子，故而再以一尊显眼的露天孔子像来强化祭拜者的认知，专门突出孔子形象，告诉人们文庙即孔子的道场。这样的现象不在少数。文庙以大成殿为核心建筑，大成殿以孔子圣像（雕像或画像）或牌位为焦点，整个文庙建筑群多采取多进院落布局，如此安排，旨在让祭拜者通过穿越一座座牌坊、迈过一道道门嵌，缓步走到孔子圣像或牌位前面，向孔子致敬。在这一过程中，祭拜者也会逐渐生出对孔子的礼敬、仰视、崇拜之心。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不禁要问：在文庙建筑群中，安放一尊露天孔子雕像，难道这是要让殿外的“孔子”为殿内的“孔子”站岗吗？让祭拜者绕过一位露天站岗的“孔子”而去祭拜那位安坐于大殿之上的“孔子”，合适吗？我们并不反对在其他重要的文教场所（如学校）设立露天孔子像，但唯独不允许在文庙的露天院落中，再安置一尊甚至若干尊孔子像，显得太不严肃了！

在传统中国，文庙长期发挥着宣德化、正人心、明人伦的社会作用，儒学建构起中国人独特的价值体系、理念系统、思维模式。近代以来，儒学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尊孔阶段、反孔阶段、学孔用孔阶段。改革开放至今，我们一直处在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尊孔但并不独尊，更多是理性地挖掘阐发、传播普及、实践应用，使之服务于国民德行涵养、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合作。文庙的定位和功能也随着人们对儒学认知的变化而发生明显变化。

根据有关统计，截至清末，我国共建造各级文庙1740多所，目前已知还有遗存的文庙539所。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个数目可能并不算太大，但从儒家文物保护和儒家思想传播的角度看，文庙却是一方不可忽视的重要阵地。时至今日，文庙的保护与研究，涉及历史学、中国哲学、建筑学、教育学、博物学、地方史志等多种学科，甚至关乎传统中国道统、学统的守正创新，我们不可能忽视其存在。有学者曾呼吁建构“文庙学”，这不无道理。关于文庙在当下时代的定位和功能，一些学者曾发文做出积极讨论。如唐红炬指出：“古代保存至今的文庙，是研究孔子和儒学的机构，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殿堂，是践行孔子思想和学说的基地，是纪念和祭祀孔子的庙堂，是保藏孔子和儒学遗迹的场所，是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它是孔子和儒学的研究机构。”唐红炬还通过论述文庙从“庙学合一”到“庙馆统一”转变，提出“庙馆俱进，铸造和谐”的构想，认为文庙人主要应做五个方面的工作：致力于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研究；做践行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典范；注重发挥文庙的教化功能；迈出宫墙，让孔子和儒学走向社区、走向学校；恢复和保护好文庙端庄肃穆、儒雅高洁的地标形象。广少奎则认为，作为国家价值导向下的教育的具体空间形式，文庙具有政治教化、文化传承、信仰认同、精神激励和教育教学等功能。这些论说为我们立足当下认识和把握文庙带来诸多有益启发。结合以上论述，笔者认为，对于新时代文庙的角色定位和社会功能，我们应当从以下三个逻辑层次进行总体把握。

第一个层次：文庙是知识空间和文化重镇，应发挥“聚”的功能。“聚”的功能，即表现为收藏功能。文庙承担着收藏儒家文化主题文物及书籍、保护儒家文化主题建筑的社会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肩负着博物馆的职能，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庙被当做了博物馆。但若把文庙当成单纯的博物馆，显然是不合适的，文庙还应是学习、研究儒家文化，特别是儒家礼乐文化的重要场所。文庙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儒家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载体，其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一段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的历史故事，都可能昭示着一种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历史哲理。步入文庙，人们应从中获取一些儒学知识，了解儒学发展历史，把握儒学核心价值，更深一步讲，人们还应积极从文庙中发掘深藏着的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胸襟、中国道路。因此说，文庙可通过“聚”知识、“聚”文物、“聚”书籍，进而实现“聚”人气、“聚”精神、“聚”正能量。

第二个层次：文庙是教化场所和道德高地，应发挥“化”的功能。“化”的功能，即表现为教化功能。历史地看，儒学的理论优势和实践优势，多在道德教化、人文化成方面，儒学所贡献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价值理念，构成古今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认知和行动指南，历久弥新，故而我们应全力将文庙打造成造福一方的道德高地，推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时代重任。任何一种文物保护和展陈，都是一种精神的陶冶、价值的传递、审美的浸润，在本质上都属于一种教化。对于文庙而言，这种教化，既是一种文化的教化、人文的教化，也是一种政治的教化、德性的教化。传统文庙，实行庙学合一，意即“孔庙+学校=文庙”，今日之文庙，尽管失去了传统的官方教育体制意义上的教化功能，不再承担学校教育，但不能在社会教育上缺席缺位，应充分利用包括文庙明伦堂在内的一切教化空间，主动承担起以文化人、以文培元、以文铸魂，特别是立德树人的社会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文庙之“化”，则主要体现为将学术阐发转化为人伦日用、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思想认同、将价值共识转化为精神信仰。

第三个层次：文庙是心灵家园和精神安处，应发挥“安”的功能。“安”的功能，即表现为祭祀功能和体验功能。笔者曾提出过一个观点：儒学是精神的武学。这就是说，儒学在人之安身立命、成己达人、经世致用、修齐治平方面，从来都可以发挥积极功效，其足以让人的文化信仰更加坚定，让人的价值目标更加明确，让人的精神世界更加强大。这种“坚定”“明确”“强大”，是系统性、人文性、普适性的，是既入世又融世还出世的，是可“美身”可“美俗”可“美政”的。在中国由“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康庄大道上，我们大力弘扬儒家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儒学价值理念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就应当打出一组又一组的“组合拳”。其中，文庙的载体作用和阵地作用不容小视，文庙应积极服务于安顿心灵、安放灵魂、强大精神的神圣使命，勇于担负起建构新时代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家园、心灵乐园的时代重任。当下，一些有识之士，在每年孔子诞辰日或其他重要节庆日，以恰当的形式，于文庙组织策划祭孔仪式及开笔礼、成人礼、尊师礼、志学礼等中华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以致敬“至圣先师”孔子之名，向历代圣贤致敬，向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致敬，追本溯源，守正创新，引导人们不断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受到广泛认可和普遍欢迎。

概而言之，文庙作为知识空间和文化重镇、发挥“聚”的功能，是机械性的、初级的定位判定和功能彰显；作为教化场所和道德高地、发挥“化”的功能，是能动性的、高级的定位判定和功能彰显；作为心灵家园和精神安处、发挥“安”的功能，是感化性的、最高级的定位判定和功能彰显。把握好新时代文庙的以上三个定位和功能，将有益于新时代儒学事业的稳步推进，将对传承发展儒学、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事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具有典范意义和标杆价值的时代贡献，“斯文”也将因此而得以名副其实“在兹”。